许翼心:香港文学研究的最早开拓者

发布时间:2019-06-21 发布单位: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

作者:刘登翰      来源:《文艺报》2019年05月31日

 

  许翼心先生走了,一个对生活散淡的人,却又是一个对学术执著而严谨的人。他嗜烟,每次见面,总伴着不停的吞云吐雾;茶也是喝的,这是潮州人的标志;似乎并不善酒,却善思,也善言,对“讲话”充满热情。业内朋友都有这种经验:暨大有两位先生都善于“化仙”(闽南话:神侃,亦可称为“话仙”,两位先生一是闽南人,一是潮汕人,都属闽南方言语系)。上世纪80年代开学术会议,最精彩的节目是晩上互相串门,然后聚在某个房间,七八个、十来个,椅子、床铺都挤满了人,以两位先生为核心,从学术到非学术,开始神聊。潘亚暾先生常在上半夜,许翼心先生喜在下半夜。有一次在潘亚暾先生房间聊得正起劲,有人看了一下表,说:“十一点,老许该来了。”话音未落,敲门声响起,果然是许翼心先生来了。

  我个人还有一次特别的经验,1982年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在暨大举行,我尚未入门,只是作为发起单位的代表前往听会。一天晩上,许翼心来我房间聊天,直聊到午夜两点。他谈起香港文学,如数家珍,所提及的作家、作品,大多我连名字都没听过。那种迥异于内地文学的特殊进程和形态,带给我极大的兴趣。我一直把这次夜谈,当作是我后来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最初的启蒙。

  在大陆学者中,许翼心是香港文学研究的最早开拓者。就在暨大的那次会议,他给我看过一份他在暨大开设“台湾香港文学研究”课程的香港文学部分授课提纲,长达万字,章节分明,完全像是一部即将撰写的文学史大纲,他的计划也是写一部香港文学简史。两年以后,在厦门举行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研讨会,他将这份提纲改写成一篇论文《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》,在会上宣读,无疑也是这届会议的重头戏。从授课大纲到论文,此时他对香港文学历史进程已有整体认识,对其中一些复杂的问题,都有深入的思考,对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、作品,都有简约而精到的分析。今天重读这篇论文,不能不钦佩他在30多年前对香港文学就有如此深切的了解。改写后的论文分为7个章节,仍保持一种史的叙述状态:

  一、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;

  二、近代香港文学的开拓;

  三、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香港新文学传统;

  四、壁垒分明的五十年代文坛;

  五、现实主义文学在曲折中成长;

  六、现代主义文学的流传与影响;

  七、香港文学的转型换代与发展趋势。

  仅从这些章节的题目,就不难知道此时许翼心对香港文学的了解深度。他的“香港文学研究”课程是1981年在暨大开设的,此时大陆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才刚起步,受限于资料的缺乏,许多学者只能就自己所能得到的资料,写点瞎子摸象式的介绍性文章。不能说这份提纲就很完整,例如对于被称为“通俗文学”的武侠、言情、科幻和历史小说,或许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未予介绍和评论。但就总体而言,许翼心已站在当时香港文学研究的最前列。

  后来我每次见到许翼心,都要关切地问起这部文学史写得如何了。他总是讪讪地说:还有些问题尚未弄清楚,还在准备。我以为这是他散淡人生的托辞,直到这次重读他为花城版自选集《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》所写的自序《我与香港文学的学术因缘》,才知道他的严谨与慎重。他记住香港著名学者小思(卢玮銮)“短期内不宜编写香港文学史”的叮嘱。较之我辈匆忙进入文学史撰写,他提出的“纵横考察缓修史”的谨慎,或许是对的,但也为他未能最后完成这份夙愿留下一点遗憾和惋惜。

  也是从这篇《我与香港文学研究的学术因缘》中,才知道他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文学研究的前沿并非偶然。中学时代,他在近邻香港的家乡汕尾,就有机会接触到香港报纸的文艺副刊,如《华商报》的“热风”“茶亭”、《大公报》的“大公园”,《文汇报》的“文艺”、《星岛日报》的“星座”,阅读那上面茅盾、夏衍、钟敬文、秦牧等的诗文,以及司马文森的《南洋淘金记》、黄谷柳的《虾球传》、江萍的《马骝精》等连载小说。及至1959年他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,分配在广东省文化局的戏曲研究室,临时安排在新闻出版处的图书室住宿,又有机会翻阅图书室里当时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,除《文汇》《大公》《新晚》之外,还有《文艺世纪》《乡土》等,又可从书库里借阅50年代从旧书店和租书摊收缴来的大批旧书和港版图书,既有武侠,也有言情;既有左派作家夏易的《香港小姐日记》、洛风(唐人)的《某公馆散记》,也有右派作家赵滋藩的《半下流社会》。特别“文革”期间,他与文化界的一群“黑线人物”一齐被押送到英德茶山劳改场,让他有机会亲近了被称为“粤港派”的作家,如陈残云、黄谷柳、郑江萍、李门、周钢鸣、黄庆云、紫风(秦牧夫人)等,在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和同挨斗中,于有意无意的言谈间,熟悉了战前、战后香港文坛的一些情况。比起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进入香港文学的研究者,他提前了十几二十年就在观察和感受香港文学了。

  放缓了香港文学史的撰写,并不等于放弃对香港文学的研究。进入90年代以后,他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。其一是从理论上关注香港文学整体发展的历史独特性。这是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位置、文化位置、都市发展和介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地理空间,形成了香港文学的特殊地位和性质,加深对香港文学过程性发展的认识和结构性分析的深入。特别是1991年,他应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,参与杨奇主编的《香港概论》的编撰,负责文化艺术部分。在香港三个月的考察中,完成了五万言的《当代香港文学艺术的综合考察》,分文学和艺术上下两编,其中的文学编对香港文学的历史发展、多元格局、作家构成、文学社团、文学刋物、文学活动和文学奖项等,以理论的视野深入到现状的评述之中。其对于文学形态的分析,以社会写实文学、现代主义文学、大众文学三大类型,概括香港文坛繁复多态的文学存在,既有类型的归纳,也有代表作家作品的点评,阐述香港社会都市化发展带来的都市文学形态、性质和特色。对于曾经被忽略或贬低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武侠、言情、科幻乃至“框框”杂文的所谓“通俗文学”,都从社会发展的都市化需要和现代性表征,由大众审美接受的角度,予以积极评价。这份考察报告以其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条理清晰的论析,实际上已具一部香港文学简史的刍形。

  其二是重视早期香港文学发生的资料发掘。在当时的香港文学研究界,关注的多在当下,对于百年前乃至半世纪之前香港文学的状况,由于资料难以获得,大多含糊其辞、数语带过。许翼心却逆袭而行,他后期的香港文学研究,几乎都集中在近现代部分。他关注早期中文报刊与近代香港文学的开拓,关注辛亥革命与香港的文学革命,揭秘被誉为“近代报业怪杰”的郑贯公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的文化行踪,评述被称为“近代革命派小说大家”的黄世仲毕生的文化活动和文学著述,论析被视为“香港新文学运动历史见证人”的百岁老人李育中的创作和评论,追踪从“海陆丰起义”出发的革命作家丘东平、陈灵谷……他爬疏史料,走访知情者,做了大量口述历史的实录。曾多次赴京和去港,拜访曾经参与香港文学建设的前辈,如在京的胡绳、夏衍、林默涵、黄药眠、钟敬文、林林、聂绀弩等,在广州的杜埃、秦牧、陈残云、芦荻、李育中、楼栖、李门、杨越等,和在香港的王匡、杨奇、罗孚、曾敏之等。《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》中整整一辑“近现代香港作家论衡”,就建立在这样的资料发掘和实证访谈基础上,这也成为许翼心学术研究的特色之一。

惜墨如金,许翼心毕生著述不算太丰,他自述“三十余年来见诸海内外报刊的长短文章,粗略统计也有五六十万字之多”。这部30万字的《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》,只是其全部著述的一半,最遗憾的是他做了许多准备的《香港文学简史》未能最后完成。但学术研究的价值,不在量的多少,而在质的高低。他这30万字的“历史观察”,在某种意义上胜过了一些人十部八部的皇皇大著。

  今年是祖国大陆开展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第40个年头,许翼心是伴随这一学科发展的潮头人物之一。许多与许翼心先生一样同心戮力开掘这一新学科的先行者,如始终引领这一学科前行的曾敏之先生,如学者封祖盛、王晋民、武治纯、潘亚暾、庄明萱、黃重添、汪景寿、陈辽、林承煌等等,均把自己生命的最后辉光,奉献给这一学科的开拓和建设。如今,新一代中年和年青的学者,已扛起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大旗,成为这一学科建设的中坚。前辈学人的最初开拓,历经的坎坷、作出的业绩和留下的经验,值得我们敬重和继承。作为一个新的学科,40年岁月不算太长,但也不会太短。追述前人足迹,总结历史经验,进入学术史的研究,已是提上日程的时候了。